路遙是一個沉重的名字。

無論是在現實生活 ,還是在人們追憶他的文章裏,他都是一個胸懷濟世之志、道路坎坷的跋涉者。但我卻時常有一個念頭,想寫寫他單純的微笑,寫寫他在陽光燦爛的日子裏那憨憨的可愛。然而提筆時,我卻又寫下了一個沉重的標題:微笑的遺失。

這使我下筆的時候總有一種不忍的疼痛。

我認識路遙的時候,路遙是一個歡樂的生命。一口白牙,滿臉青茬茬胡子靜脈曲張手術,兩只機警而英氣勃發的眼睛閃閃有光,見到生人和善而靦腆地微笑著,於無言裏透著狡黠和幽默。

我初次見到的路遙就是這個樣子。

1974年初秋,《陝西文藝》編輯部召開創作會議,我們都是與會作者。報到那天,他和曹穀溪、李天芳在一起,我將他們一律稱作老師。一會兒李若冰的夫人賀鴻鈞來了。她是《陝西文藝》的副主編,溫和慈藹,一見面拍拍我的頭,對在座的人說,這女子是會上年齡最小的,簡直還是個娃娃哩。她的話使我感動極了。我望著她,本來要叫聲老師的,不知怎麼就脫口喊成了阿姨。曹穀溪就說,你叫我叔叔吧,別叫老師,那樣生分。我就乖乖地叫了他一聲叔叔。一邊的路遙大約覺得這漢水邊來的小女子傻得可以,打趣道,也叫我叔叔吧。我望著他滿臉青茬茬的胡子捉摸他有多大。李天芳趕緊說,別叫他。他比你大不了幾歲。頭油多一邊喝斥路遙,你欺侮小孩子幹什麼。路遙卻勁頭十足,說道,你叫你的,別理她,當時我沒叫。但是那天晚飯後我們單獨走在一起的時候,我叫了他一聲叔叔。他樂得又蹦又跳,又是喊李天芳又是叫曹穀溪,竟至於哼起了歌兒。

路遙的歌是沒詞的。歡樂的時候也沒有。

他的聲音很好聽。低沉、渾厚、極富感染力,有種在空氣中飄蕩的感覺。歌中的旋律似乎正叩合了我生命深處的什麼,我因此覺得這遙遠陝北的青年與我很相近。果然他問我,你為什麼不上大學?我的眼睛倏地湧滿淚水。我說,我父親曆史複雜,政審過不了關。他問是什麼問題。我搖搖頭,不肯說。他急道,你要告訴我,這樣我們才能想辦法幫助你。你還這麼小,又有才華,你必須得上大學。那時他是延安大學中文系的學生。他認為一個人不受大學教育將是終生憾事。我就告訴他,我父親是國家代主席董必武的外甥,因為幼年跟隨董老後失散流落到漢水之濱,就有了說不清的牽連。人們認為他安於當農民而不去北京投奔舅父,光學心率錶肯定是有背叛行為不敢去。路遙聽了,說,這個麻煩。牽連到大人物頭上去了,麻煩。我們默默地走了一段路,他出主意說,你回去,要求當地組織立案,調查落實。我說,找過無數次了。我父親是農民,誰為他落實?路遙說,別泄氣。我明天把你的事情告訴賀鴻鈞,她跟省上的領導章澤很熟,請她替你想想辦法。

第二天,他果然告訴了賀鴻鈞。一下子,《陝西文藝》的領導和編輯們,像王丕祥、董得理、路萌等,都來殷殷問詢,大家出主意想辦法,為我憂愁為我急,後來決定讓路遙幫 我寫一個材料,由賀鴻鈞親自送給章澤。

那時候,沒有人告訴我路遙在文革中的傳奇故事,他也不像一個有過傳奇經曆的人,所以我對他沒有敬畏感。印象中,他和賀鴻鈞、李天芳、曹穀溪他們一樣,是慈和的長者和文學老師。只不過他在我的感覺裏更貼近更親密。

那個會議開了整整四天。那是文藝的春天即將到來的時刻,人們處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,都有一種不露聲色的亢奮,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空前和睦友善,甚至可以說是親密。曹穀溪與路遙總在那裏咿咿呀呀地吟詩,臉總是紅撲撲的,眼睛就像電燈泡。因而他們就給我一些特殊的印像,令我驚訝和羨慕。

路遙的話最為有力。他說,你必須奮鬥,要有使命意識。一個有才華的人,他就不屬於自己而屬於時代,因而也就沒有權力消沉和怠惰。